（大盟出手，就是不凡！拜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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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天健元年，华国尚未征西之前，南宋绍兴天子赵构，刚刚将行在迁到长沙，还来不及重温帝王旧梦，就被一场空前猛烈的暴乱，冲击得粉碎。
钟相、杨幺之乱，爆发！
这场暴动，因为南宋历史轨迹的改变，比原先的时间稍稍晚了一些。只是，无论历史的车轮如何偏移，总免不了将几颗碍事的石子碾压得四下蹦射——因为，这些“石子”早早就挡在路中央。
鼎州武陵人钟相，“食菜事魔”（即摩尼教），自称“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在当地素有人望，类似现代的某某功，聚集大量信众与弟子。当是时，洞庭湖周围各县的广大农民，自备干粮，络绎不绝地到武陵投拜“入法（入教）”，尊称钟相为“老爷”或“天大圣”（好像少了一个什么字啊）。
早在一一二七年春，赵构在南京（商丘）号召各地军兵“勤王”。钟相曾组织义兵三百人，由其子钟昂率领，赶赴南京，拥戴赵构反抗金兵的南侵。后建炎朝廷决策南逃，便又下令将各地前来“勤王”的义兵遣散，要他们“归元来去处，各著生业”。
建炎君臣，以为此时的天下还是昔日的天下，军民百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真是太天真。民众一旦聚集起来，意识到团结的力量，再要令其自行解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一批批被勒令归元的义民，最终成为南宋荆楚、岭南一带暴乱频发、盗匪猖獗的根源，加速了南迁的南宋小朝廷的灭亡。建炎君臣，当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早已心怀异志的钟相，并没有按照朝廷的意旨解散回乡的队伍，而是继续结集，结寨自保，并设置旗帜器甲，暗作起事的准备。
按照历史的轨迹，钟相是在一一三○年二月起事的——这不是偶然，而是当时江南的现状所决定的。当是时，正值金军大举南侵，建炎君臣仓皇南渡之时。赵构浮海而遁，兀术“搜山检海”，金军渡过长江，从两浙一直杀入荆南。
金人铁蹄，将江南践踏蹂躏得不成样子之后，带着大批俘掠，志得意满北归。三月，于长江为韩世忠阻击，拉开了黄天荡大战的序幕。
彼时荆南一带，官军远遁，百姓流离，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钟相正是选在这个南宋政权控制力最脆弱的时间段，发动起事。
以上是另一个时空中，钟相起事的历史背景，但在这个时空，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黄天荡之战，因为狄烈的干预，提前了整整两个月！大战结果，异常辉煌。
黄天荡之战，震惊天下，宋、金两国自不必说，一个欣喜若狂，一个如丧考妣。同时受到惊吓的，还有远在武陵的钟相。当时的钟相，完全闹不明白天波师与朝廷是什么关系，若轻举妄动，如此强横的一支水军，倘若开进荆南，后果不堪设想，遂压下起事之念。
狄烈也没想到，自己插手黄天荡之战，无意中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生生向后推了两年。
时间到了一一三二年，南宋政权南迁。皇室迁移，朝廷搬家，糜费甚巨，这可不是动动嘴皮子或抬抬腿就点尘不惊妥妥办好的事。再加上一年之内，连续三次向华国大量输送给养，生生榨干了南宋国库，赋税都收到了明后年了。更雪上加霜的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天府之国成都府，已经姓华不姓宋了……
这般财政赤字累积的恶果，便如当时南宋户部奏疏所言“赋役绝少，米贵，升值二千而养蔡兵颇众，军粮屡竭，有五日才给糯米一斗，军人妻子以自活。”“绍兴二年乙卯六月，大荒，平斗石谷价银十一两，石米价银二十两。”
粮饷不济，军队频生哗变，军变为匪，匪无兵制，为祸更烈。最终导致荆南一带“大饥，死流者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
此时的荆南，已是民怨沸腾，但是充当营造采买使的黄潜善，又一次发挥了满口胡柴的本性，接连上书，说是荆南形势一片大好，言外之意，就是想搬家就快些上路吧。
于是，南宋迁徙大军，浩浩荡荡从杭州向南进发，有走水路，有从陆路，更有自海路，各显神通。
钟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抓住机会，突然起事，袭击过往迁移官商，剽掠甚巨。有兵、有钱、有粮之后，钟相早已蠢蠢而动的野心急剧膨胀，仅仅一个月后，就迫不及待正式扯旗造反，建立国号大楚，自称楚王，立长子钟昂为太子，年号天载，建置将相官属。
钟相军宣布南宋的国法是“邪法”。焚烧官府、寺观、庙宇和“豪右之家”，镇压官吏、僧侣、道士、巫医、卜祝以及有仇隙的地主富豪。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还给农民，称为“均平”。钟相军的行动，受到广大流离失所、三餐难继的百姓热烈拥护，说这是“天理当然”。
钟相军首先攻打桃源县城。知县钱景持率领保甲兵丁来镇压，结果却被钟相军所杀，大败宋兵。两日后，钟相军又攻克澧州，杀宋守臣黄琮，胜利进入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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