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郭斌回到士府的时候，王越便在吩咐下面开始准备酒宴。可以说，郭斌对于林邑国王范熊的处置很是妥当，他将其直接送到颍川的行为，使得整个交州官场都与此事脱离了干系，也算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交好了交州的豪门大户与整个交州官场。
本来嘛，这个事儿便一直是郭斌一方的独立行为，到时候陛前献俘的好事儿交州官场上也没有人能分得了功劳去。可是这事儿万一真的办砸了，如果里面再有交州官场上的影子，那罪责可就是大家一起承担了。到时候板子打下来，郭斌自然要吃得最多，可其他人也少不了吃挂落。
郭斌南征北战，大大小小战斗几十近百次，立下的功勋也是有目共睹，如今更是海内知名。要说朝中知兵之人，除了皇甫嵩、朱儁，就属郭斌了，便是卢植怕也差了一筹。毕竟卢植在黄巾之乱中所立功勋并不甚显眼，广宗之战更是打到一半便被朝廷换了下来。再说董卓，虽确是因为西北羌乱升上来的武将，在面对西北乱军的时候也挺能打的，可黄巾之乱中接了卢植的位子后，求胜之心太过操切，导致大军失败，被困在广宗城内的黄巾军主力更是差点儿突围而去。
而相较之下，郭斌独身入敌营，说降黄巾大军最堪战的十五万主力大军的事迹则要耀眼得多了。再加上后来在匈奴单于庭中怒斩羌人使者，在塞外击破鲜卑大单于和连所率大军，更是将整个大汉朝廷都头疼不已的和连在阵前斩杀，那名声可就大了去了。非但习武之人对其极为崇拜，便是士人之中，对其也多有赞颂之辞。
在广大士人眼中，郭斌师从于司马徽，又有当世大儒如蔡邕、卢植之流对其推崇备至，便是国朝中流砥柱一般的帝师杨赐，对其也是另眼相看，更是与他多有诗书往来。那一首得了天子赞赏的《石灰吟》，更是在三两日内便传遍太学。
当初郭斌初次进京时，一篇少年中国搅动了京师文坛，后来专门写给乃师司马徽的《陋室铭》也是广受追捧，更不用说那一手潇洒飘逸，卓然自成一家的行书了。再加上当初郭斌的一封奏折搅动京师朝局，在解除党 禁一事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来根更是参与了救援王允一事。因此，在士人们看来，郭斌虽确是武功卓著，却始终还是文人，是实实在在的自己人。
儒家讲究的便是学而优则仕，儒门中人又有哪个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才苦读的？因此说儒家是世俗的学问，那是半点也不冤枉，想要做官的，谁还没有点儿利禄之心呢？否则那官儿怕也做不长久。
综合种种原因，郭斌非但没有其赫赫武功而被士人视为异类，反而因此广受文人们羡慕追捧，朝中要说起知兵的统帅来，郭斌怕便要后来居上了。
郭斌广受士人追捧，又是世所共知的天子宠臣，更是手握重兵，位高权重的朝中重臣。这交州的事情便是搞砸了，他也能撑得住。可是交州的官员或者豪门，本便远离中枢，又没有什么过硬的背景（若是有过硬的背景，也多不会被贬到岭南来了，当然朱符是个例外），这事情要是天子怪罪下来，那可不是寻常能抵挡得住的。
因此，郭斌将交州官场的人与此事摘得干干净净，既遵循了官场的规矩，又符合了普通的人情，在交州算是结下了善缘。混迹官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所最爱做的都是有旧例可循，最好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地定能获得成功的事情。如若不然，自然是能躲就躲，能不沾身就不沾身的。
待与士燮和王越师徒二人秘议之后，天色便已黑了下来，算算时间，朱符差不多也该到了，郭斌便没有回先前住的院子，而是直接与士燮师徒二人往招待朱符的花厅行去。这花厅郭斌尚是首次前来，虽不甚大，却处处透着富贵，而这富贵却丝毫不显得庸俗，反而带着点儿雅致在其中。花厅之中，一花一木的大小样式、乃至摆放的位置角度，都恰到好处，使人身心舒畅。郭斌心中了然，想来这又是出自士燮的手笔。士燮文采武功，俱臻上乘，单从这布置之中，便瞧得出其胸中丘壑。
过不多时便有下人来报，交州刺史朱符来访。
郭斌与王越连忙起身前去相迎，将朱符迎进了花厅之中。朱符先是恭敬地与士燮叙礼，众人方依宾主落座。郭斌此番迎接朱符并非自降身份，他邀请朱符来此，也算得是半个东道，况且朱符刺史的身份目前很是特殊，官秩虽不甚高，却是手握重权，如今较之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又多加了军事指挥之权。因此，除了那些迂腐守旧之人，便再没有人将刺史看做官秩低微的幸进之徒，此时的刺史已经隐隐然成为一州实际上的主官。
这种情况的形成，直接的原因是黄巾之乱。尤其是黄巾之乱的第二个阶段，遍布天下各地的乱贼，使得朝廷不得不将军事权力下放，而军事权力的下放无疑又会牵扯到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下移。经济、政治、军事三者从来都不是割裂开来、单独存在的，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想要地方政府形成独立的军事权力以形成对日益羁縻的地方治安的控制力，地方政府便要具有独立的财政权力，也就是赋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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