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禀君上……”
蔡京徐徐起身，早已准备多时的他，很快压下紧张感，缓缓开口道：“此等臣子所为，恐为再立霜台！”
李彦眉头扬起，语气中透出满意：“不愧是蔡相，所言一针见血。”
霜台就是御史台，御史职司弹劾，为风霜之任，故称“霜台”，而如今燕廷里面，是没有御史台的。
他设立中书省和都督府，一文一武，与赵宋相比，恰恰缺少了这个重要的监督机构。
这点遭到了不少士大夫的诟病，暗地里议论百官妄为，我行我素，尤其是那些早年跟随燕王的功臣。
但实际上，这群人忽略了，或者说有意忽略了，朝廷是有监察机构的。
如都督府辖下的督查部，就是详查各军，吏部稽勋考功两司，也是严格记录官员表现。
两者互相监察，同时接受对方的督查。
只是这些部门终究没有独立出来，形成一个地位显赫的机构。
所以此番燕廷出兵，确实是为求时机，不宣而战，抓到这么个好机会，舆论声势自然造了起来。
蔡京不去争论此言对错，更不会仅仅局限于文武，而是道出背后深层次的目的，展现出了宰相应有的格局，又凝声道：“言官一职关系重大，不可轻定，君上有意前朝弊政，更当慎之又慎！”
李彦道：“依蔡相之言，前朝言官有何弊政？”
两人交谈之际，起居郎正在不远处奋笔疾书，将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案，日后会编着为太祖的《起居注》。
听到这一问时，起居郎的笔尖轻轻一颤，马上知道这段对话不仅关乎到御史台的重立，更会影响言官接下来的权力与声名，立刻全神贯注，不敢错漏一个字。
蔡京也知道，自己真敢讲出言官的坏话，后世在文官笔下就难以留下什么好名声了，但他同样清楚，想要坐稳宰执之位，就要配合御案后的这位天下至尊，将其想说又不好明说的话道出：
“御史制度，古来有之，掌记朝廷动静，纠弹百官朝仪，毋惮大吏，毋询私交，位卑而权重。”
“然据唐制，御史言事需先上报御史台，方可奏报，直到前朝仁宗时，中丞刘子仪定规，御史不需上报，直接向天子上奏，又有闻风弹事，由此不可收拾……”
“台谏言官每每听闻高官要员的传言，不详加调查，先行弹劾，专务阴私莫辩之事，加以中伤，两府重臣不敢得罪，因此升官尤其迅速，此等沽名邀誉，亦无监督，自是气焰嚣张，无所顾忌。”
“仁宗见之，定奏事范围为‘不忠、不正、不孝、不义’，却终难遏制，以致于朝政官员‘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之言，行政迟缓，人人自保。”
“君上革鼎弊政，自当引以为鉴，不可令御史台再复前朝之势！”
起居郎一丝不苟的记录，心中暗暗惊骇，这位宰相是真的敢言语啊，而君上没有丝毫驳斥，看来对于言官的印象也着实不好，御史台危矣……
李彦其实很平静。
蔡京说的这些坏处，确实是他想说又不好明言的，但赵宋御史言官的优点，同样不可否认，比如对权臣、对外戚、对宦官，进行了强有力的压制，更能对天子进行一定权力的约束。
宋仁宗就愿意接受言官的约束，他是一位没有能力，但很有数的皇帝，有评价“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这其实不容易，毕竟拥有主宰天下的权力，很少有人能做到自知之明，所以皇帝位置上多的是眼高手低之辈。
仁宗能虚心纳谏，唾面自干，执政期间又是天灾频频，西夏崛起的年代，能平稳地将政权交托下去，就是合格的皇帝，当然坐拥那么多名臣良将，却什么大的成就都没达成，终究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不过御史台确实是在仁宗朝彻底崛起的。
其实御史在许多皇帝眼里，是充当耳目的帮手，更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
毕竟上到中央各品级官员，下到地方大员，都会被御史台的阴影笼罩，“宰相而下畏之”，只要稍有不慎，哪怕没有证据，言官们都可以上奏弹劾。
在这样的风气下，天子可以利用御史，光明正大地给臣子打板子，平衡朝局。
所以在权力架构里面，这是一个必然出现的产物，李彦想要改变的是风气，而不是真的将御史抹掉，那同样会出大乱子。
蔡京也很清楚，御史台只会遭到压制，不可能不复存在，而作为宰执，不能一味只说问题，也该提出解决问题之法。
他熟练地从腰间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奏本：“御史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定当详规，臣初拟《监纪九款》，请君上过目。”
李彦好奇地看了看这位的腰间，猜测里面还有几份奏本，等到内侍将奏本呈上，展开后细细一看，顿时赞道：“好！”
相比起吴用的《僧侣考选详规》，蔡京的《监纪九款》更加成熟，开篇第一条就很不错：“御史出身，不限进士，三十以上者，方许赴吏部考选授职，务得公明廉重，老成历练，不许新进初仕任用。”
这是保证当御史的人选有足够的阅历，而不仅仅是看重文名清誉，有理有据，十分重要。
紧接着第二条，同样是直中要害：“纠举之事，须明着年月，指陈实迹，明白具奏，若挟私搜求细事及纠言不实者，当记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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