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务的变革，都伴随着利弊，都该从正反两面看待，在变革当下，也是随时局发展而具备其必要性的。若不以现实条件，不顾客观规律，靠着帝王抑或当权者拍拍脑袋决策，一意孤行，那就不是变革，而是祸国殃民的瞎折腾。
大汉朝廷或者说刘皇帝决定对兵制改革，自然也不是受了几道谏章，听了一些进言，便脑热心动，拍板决策。
在前面，已经有几年的酝酿，也经过多方的调查与综合考量，方才定论。财政面临的压力，也属于客观情况，是现实需要。
当然，并不是大汉的财政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以当下两税、商税及盐铁茶棉等税收大项的收入，是足以维持国家军事行政的正常运转的，十年当可无虞。
赵普等大臣所考虑的，也不是要打压军队，也不认为朝廷的财政真就到了不裁军就会崩溃的地步。
国防巩固，边境维护，军队建设，这些涉及到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固的大事，其重要性他们也同样明白，只是觉得在和平年代，以那般高昂的代价维持着那般庞大的军队，确实没有必要，军费的开支是可以也应该得到限制的，至少该限制到一个健康的水平下。
刘皇帝这些年在维护汉统，在治国理政上，也是在不断调整，更加务实，更加看中当下。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丧失了远见，不再具备预见性。
作为帝国的皇帝，王冠之沉重也逼得他做些长远的考虑，而不是完全待事待临头，再去仓促应对。至少，他不愿意在十几二十年后，当问题深入、情况严重到不得不改的地步，再被动地去解决。
当然，他自己还能不能活二十年，还是未知数，但只要他还在位，他能够做的，该去做的，还是要坚决地去做，尽量不要把问题抛给继世之君。这是刘皇帝作为“开国”之君的担当，也是性格使然。
但凡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纠正时弊、缓解旧矛盾的同时，也需注意到新问题的产生以及新矛盾的扩大，这是十分必要的。
在过去大汉那么多轮的变革中，也有无数案例证明了此点，没有任何一项新政的诞生，新制的改革，可以做到一劳永逸，百利无害。因此，在这一方面，大汉的君臣还是很理性的。
从此番兵制改革来看，如果成功了，能够按部就班地根据中枢制定的方案去落实，那在未来，大汉的军费支出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财政也能更加趋于理性与健康。
这是利处，也改革的根本目的，但同样的，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带来了国家财政与国防建设的新矛盾。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改革也难称成功，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裁撤、的军费削减之后，如何维护统治，如何巩固国防，如何保障大汉这万里疆土的安全。
被裁撤的军队，他们原本所承担的国土守卫、治安弹压的职责，必需得找到替代的方案，官兵的规模可以削减，但不能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
因此，削减军队规模，只是兵制改革的第一步，紧随其后，当同步进行的，则是组织一股能够填补国防缺失的力量，那便是乡兵。
经过多年的建设，大汉早已从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基本的乡兵体系，每年的军费之中，也有一部分专门针对乡兵武器、训练、给养的拨款，由各道州都司负责。
按照大汉乡兵建设条制，凡在册之乡兵义勇，每年在农闲时，都要接受都司下属作训都尉为期45——60日训练，包括基础训练以及军事条令的灌输，代价是可以免除一定的劳役。
在战争年代，这些有基础训练经验的乡兵义勇，毫无疑问是大汉军队最重要最可靠的兵源，是枢密院最主要的招募对象，对统一及对外战争的消耗做到了有效补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和平的降临，在乡兵的组织建设上是进入了一种停滞状态的，不论是财政投入还是操训上。
毕竟，当大汉打遍四海无敌手，当战争正事实上地远去社会恢复稳定与安定之时，人们的视线自然也从战争上转移，心思也彻底放到生计的劳碌奔波上。
边境道州尚可，环境民风也适合乡兵发展，再加上军队以及都司的大力扶持，都导致边地的乡兵建设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氛围也很浓厚，李继隆所言边地乡勇在边防事务上承担更多责任也是事实。
相较之下，内地道州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虽然大汉民间依旧习武成风，并受到了官府的引导，但对大部分百姓来说，习武的成本还是高昂的，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深切参与其中。
而经大汉此番兵制变革，对于乡兵的建设，也将加大了。而与此前那种维持基本简单的训练不同，变革下的乡兵，对其要求要更高，所承担的职责要更大，在大汉军队中的地位也要提高，待遇更要提升。
当然，这指的是那些被选拔出来，充实入大汉国防体系的乡兵。不只是边地需要正兵削减后的补充，对于地方道州上，也将成为驻军的辅助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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