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枢密院的茶水，刘皇帝一口没喝上，便毫不留恋离开了，不过，离开之时，刘皇帝眉宇间带上了少许的愁绪，眼神深沉，目光意味难明，这是有心事的表现。
在军机房内，刘皇帝除了察问一些军政事宜之外，便是与石、曹二人就未来北境疆防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
曹彬的谨慎忧患意识，刘皇帝是很欣赏的，就如其言，开宝北伐，全取漠南，阴山以南，尽为大汉属地，疆域向北扩张了数百里，武功之盛，由此昭彰。
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朝廷守御难度也大大增加，大汉未来的北疆戍防体系，也将经受更严峻的考验。过去，在西北、在山阳，朝廷所设诸多边军、戍堡，就已经消耗了大量国力，以致于政事堂曾提议削减边军兵额，以减轻朝廷财政负担。
如今，山阳北扩，又添辽东，后续军事戍防的建设，不论是修建城池、戍堡、驿站、道路，都将继续吞噬国家的财政，这是连刘皇帝都开始感受到压力的事情。
但是，又不得不做，土地已经占领，难道还有放弃的道理，再拱手让于草原异族？显然是不可能的，否则，刘皇帝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这个举措就显得失当了，既有损于国威，也有损于君威。
关于对草原部族势力的政策，刘皇帝倒是心中有所考量，持续北伐，打击辽国势力，这是必然的。但覆灭辽国之后，未来草原的秩序如何，他也在思索中。
进占漠北，全据草原，刘皇帝已经不做此想法了，他怕真的把大汉给撑死了，毕竟，统治难度与统治成本，都太高了。
刘皇帝的倾向，当然是维持一个分裂的局面，大汉朝廷以一个仲裁者的身份，分化部族，扶持亲近者，打击离心者，援助弱者，打压强者。
至于像曹彬所思，要想出一套一劳永逸、长治久安的政策来，刘皇帝没有那种信心，所谓的长治久安，也是有时效的。
因此，关于边患问题，刘皇帝态度很明确，只要大汉自身强势强盛，什么都不是问题，关键是留下一套可持续的有利于朝廷的政策。
相比之下，大汉自身的问题，反而是最为关键，也最值得刘皇帝深思的。而不得不说，这么多年了，刘皇帝头一次对大汉占地过广，而感到忧虑了。
贪大求全，也往往伴随着各种负面影响，消化巩固上的困难更为严重。
从刘皇帝继位开始，励精图治，大汉就走上了一条扩张的道路，十五年时间，逐步扫平割据，收复关山。如果说一统天下，是大势所趋，顺天意，应民心，那进入开宝年之后，大汉所有的军事行动，就并不是显得那么理性了。
从开宝元年开始，西取河西，南定安南，拓吐蕃，收流求，灭大理，北伐契丹，虽然无一例外，全部取得了胜利，但是，太快了，囫囵吞枣，最终也容易噎到自身。
可以说，刘皇帝只用了二十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一系列名垂青史、光照千古的丰功伟业。但是，理性地看待，这样的武功盛世，却显得根基不牢，给人一种空中楼阁的感觉。
乾佑十五年中的统一战争，对朝廷而言，是赚到的，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来看，都是有利的。而开宝年后，每一场战争，都可以说是亏本的，朝廷付出了大量的将士伤亡，征调了上百万的民力，靡费了巨额的钱粮，也确实得到了大量的土地，但然后呢？
朝廷需要派遣官吏，需要留驻戍卒，需要考虑各地传统势力关系，需要持续的行政成本支出，以巩固对这些新占土地的统治，然而收益呢？可以说，几乎没有！
河西、辽东，关乎到大汉战略安全，具备极高军事价值，投入再大，也值得。但相比之下，西南地区，就显得有些鸡肋了，每年的税收，连自给自足都困难，何况返哺朝廷。
而这些在短时间内，靠着大汉强盛军力征服的土地、部族，对大汉有多少忠诚，是否真心臣服朝廷，这一点，刘皇帝并不乐观。
时下，大汉国力强盛，兵锋锐利，所向披靡，横扫东亚无敌手，所有势力、所有部族，纵然有所不满，也只能恭敬蛰伏，拜倒臣服，做大汉的良臣顺民。
但长久之后呢，一旦大汉出现什么问题，一旦大汉对这些地方的统治难以维持，他们会不会趁隙背叛，造反作乱？对此，刘皇帝心中自然是有个答案，虽然这个答案有些让人难以接受罢了。
就目前而止，大汉对于广大西南地区的统治，实际上也只处于一种勉励维持的局面，各有各的困难，各有各的麻烦，不论是大理还是安南，抑或是被收纳入大汉体系的部分吐蕃部族，骚乱反抗都没停止过，虽然都被镇压了，但也显示出大汉对这些地区统治力的薄弱。
云南王仁赡、安南田钦祚，这几年都快成为屠夫了，为维护朝廷的统治，他们与麾下将士，都成为双手染满当地人鲜血的刽子手了。
土司制在西南地区，已经基本铺展开来了，优厚的待遇，足够的权力利益，也确实招徕了大量部族与地方旧势力。但这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不可能面面俱到，满足所有人的利益，那些不满的，免不了武力相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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