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为什么一定要等王忠嗣来了再去河西，那还不是因为吐蕃人太凶了，方重勇害怕自己到了边镇无人看顾，被吐蕃人冲一波就寄了。
安全第一，保命要紧。
……
就在方重勇每天上午跟着崔乾佑学兵法，下午去贺知章那边“练字”，日子过得平淡又无聊的时候，大唐中枢居然无风起波澜！
户部侍郎兼转运使郑叔清，被外派到洛阳公干后，检查了含嘉仓的储粮情况。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含嘉仓的库存大约少了八成！其空置率，可谓是自建仓以来的新低！估计就比刚刚落成那天强一点点！
这几年，朝野都在赞颂裴耀卿漕运有功，各地府库充盈。没想到，作为武周时期“天下第一仓”的含嘉仓，居然空了大半！
简直骇人听闻！
李林甫写了一份详细的疏奏，向李隆基陈述了洛阳作为粮草转运之地，粮食存量竟然远未达标的事实。
李隆基看了这份疏奏，大发雷霆，一怒之下，将之前承办粮食转运的诸多官员全部撤职查办！
结果，立马就有朝臣上书，说含嘉仓空置的原因并不在此，希望李隆基能收回成命。
政务上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多是非对错，只存在“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已。
从某个角度看，那些人也不是纯粹无理取闹，他们说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裴耀卿改革漕运，采用“分段式”运输，三年往长安运了700多万石粮食，成绩不可谓不耀眼。
但是，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其两面性的。有得必有失，乃是常态。
漕运改革，是以牺牲汴口到洛阳段的漕运为代价的。它对大唐漕运的布局，乃至国家经济中心的布局，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只是此时绝大多数人并未看到这一点罢了。
这样的例子之前便有。
当初从北周灭北齐，到尉迟迥相州起兵反隋。当政者都看到了邺城对于凝聚河北人心的恐怖威力，于是改了漳河水道，使黄河漕运路线不再通过邺城。
自三国开始兴盛了数百年的邺城，就此没落。失去漕运的邺城，也就失去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
而自裴耀卿漕运改革后，因为漕运路线改道，洛阳不再是必经之路，因此愿意前往洛阳的漕船就日渐稀少。
三年时间，汴口到洛阳这一段的漕运，几乎减少了80%！
运量从最高峰时的百万石，到现在的不足二十万石。
裴耀卿漕运改革的核心，除了分段漕运外，另一点就是以汴口为转运的核心，放弃从前漕运以洛阳为转运核心的战略。
漕船都不往洛阳走，含嘉仓只出不入，粮食库存减少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在朝堂各类歌功颂德的声音之下，这个重大转变的影响，显而易见的被有意忽略和淡化了。
这项漕运改革，是官府在汴河与黄河的交叉点上置河阴县（今河南河阴县东）及河阴仓，在河清县（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三门仓（一作盐仓）。
这项改革直接导致了日后以汴梁为核心的漕运经济崛起，奠定了五代十国的基本经济格局，其影响之深远，除了“过来人”的方重勇外，无人看得透彻。
而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给长安运粮，水运条件合适，那就运输；水运条件不合适（如枯水期），那就不运。
其改革思路是革命性的。
这项改革实施效果不能说不好，但有个核心问题是：这样的高强度运粮，是不可持续的。
运输量是大了，然而运输成本，却没有本质性的下降，这些运费绝大部分还要商贾来买单。这是定都长安，所必须付出的经济代价。
事实上，纵观全唐，也就只有这几年，输送长安的粮秣达到了一年运200万石以上。
从河北来的粮秣，都是来自“永济渠六州”，而江淮来的粮秣，因为河道路线太长，经常有漕船堵塞倾覆，导致运粮成本极高。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对运河北粮的影响很大，对于运江淮粮的影响却不那么大。
运费高，就肯定得有人买单，要么是朝廷，要么是商人。
朝廷不肯出钱，民间就不干了，谁家的财帛也不是浪水打来的。
再有，如今江淮的粮草已经转运到河阴仓了，如果要转运到洛阳，那么就必须再多走一段冤枉路，而这些粮草是无法从洛阳转运到长安的。
所以现在江淮的商人已经不想再从江淮和江南运粮到洛阳了，因为运费太高无利可图。而朝廷现在使用的模式，又是采取“招标”的方式运粮，官府直接控制的漕船并不占优势。
也就是说，商人将粮秣运到了洛阳以后，官府统一采买，再给运费补贴。
根据李林甫派人实际调研，每一石江淮的粮食运到洛阳，平均运费就超过了50文钱。对应的运费补贴，却又低的可怜。
运费成本太高，而朝廷给的运费太低，导致商人们都不愿意从江淮运粮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含嘉仓空了大半，并不是转运的官员不肯努力，而是有很多客观条件限制，让他们有本事无力施展。
粮食运不利索，不光是运的问题，而是朝廷的整体机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这些弯弯绕绕的道理，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在李隆基看来，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借口，而是事情有没有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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