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元年，5月10日，隆兴府（南昌）。
临近夏至，隆兴府的天气已经火热起来，商业气氛也随之火热。赣江之上，船来船往，其中不乏一些高大的海船，载着江西盛产的粮食、矿物、瓷器等挂帆济海。
也有一艘挂着“汪记”旗帜的大海船并非顺水入鄱阳湖，而是自北向南逆水行驶，缓慢地接近隆兴府。
眼看着太阳逐渐升起，气温越来越高，船东汪幼全在船舱里呆不住，上了船楼乘凉。
江风徐徐，驱散了不少热意，他看着两岸农田渐渐退去，建筑和城市出现在眼前，感慨道：“一年过去，又是一番新气象啊！”
四年前两宋内战，紧接着元军席卷湖北，江西士绅一度人心惶惶，不少人就此逃亡他处，连累市面也冷清了不少。但后来东海军介入，文天祥又重整军政，局势就稳定了下来，经济渐渐恢复。再后来又有不少湖北士绅逃亡过来，买田置产，甚至催生市面有了些兴旺气象。
汪幼全本就是隆兴府人，跟随叔父汪然从事海贸，与东海国有密切关系。当初战事一起，汪家人紧张得不行，干脆就带着族人乘船出海，迁去了东海国居住。但毕竟故土难离，而且既有的商业线路也依赖江西的货物和市场，等到战局安稳，他家又迁回来一部分，重建商路。今日汪幼全回隆兴府，倒不是迁回来居住，而是带了一船货物回来发售。
又过了一阵子，隆兴府城出现在了汪幼全眼前。
隆兴府本就是江西首府，位于赣江东岸，城周三十里，有十六城门，乃是天下间有数的大城，繁华不凡。有传世名篇赞曰：“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不过汪记商船却没向东靠向隆兴府，而是向右一拐，拐入了江西岸的玉带河中。
赣江西岸二十里外有名山“梅岭”，这玉带河就是发源于梅岭之上，向东汇入赣江。此河水量不大且水流较急，通航能力不强，以往只用于灌溉沿岸农田，但如今却修建了码头，沿岸也多了许多建筑，俨然一副新城镇的气象。
商船在河口附近的港区停下，汪幼全抬头看向港区内的一扇大牌坊，其上挂着一副精致的牌匾，上有中江制置使、江西安抚大使、团练使、龙图阁学士文天祥亲手写就的四个鎏金大字：“其命维新”。
牌坊之后，玉带河两岸，随处可见高大的水车吱悠悠地转，烟柱从工坊中间断升起，小船在各坊栈桥间繁忙地运输着物资——这俨然是一处新兴的工业区！
汪幼全嗅了嗅，感受到一股出了华夏国就很难闻到的煤烟味，不禁笑道：“有那味儿了。”
……
四年前，文天祥在东海人支持下掌握了江南西路周边的军政大权，稳定局势后，就开始对之前宋朝的分裂和惨败进行反思，最终痛定思痛，决定效防东海制度，在江西施行改革，号曰“维新”。
维新其一，是整顿财权，毕竟钱才是一切改革的动因和基础。
而这一点对于文天祥及他所效忠的临安朝廷来说，面临的困难尤为严峻。
东西宋的分裂，除了破坏了宋朝的统治基础，还使得通行多年的纸钞体系彻底破产。这些年来，会子、关子等一系列纸钞的流通，虽然不断贬值掠夺了民间财富，但也在客观上便利了交易、促进了商业发展。如今关子的信用完全崩溃，形同废纸，民间无人接受，只能改用铜钱、银元等贵金属……可是市面上哪里有那么多贵金属可用？
最初江西经济遭遇的冷清局面，与这场钱荒也有很大关系。
所以文天祥想整顿财权，首先要恢复金融和经济秩序——可他哪里懂这些？不光他不懂，他的中江制置司里也没几个懂的啊！
但不懂不要紧，有人懂就行了。文天祥也没有自己瞎搞，而是找了外援过来，请东海的各家银行来江西设立支行，以银元为基础发行债券、银行券，充足了市面上的通货。江西本就是人杰地灵之所在，有了安稳的局势、充足的通货和对未来的信心后，经济很快再次活跃起来。
有了经济基础，就有改革的余地了。
南宋故有地方财政机构“总领所”，设置在两淮、湖广等战争前线地区，各路财赋除了上缴临安及留地方自用的部分，都移交至临近的总领所，供应军需。文天祥就自建了一个“中江总领所”，将他控制下的江西、淮南和半个江东等地的财赋都集中统筹处理。中江制置司与总领所并立之后，军、政、财大权皆掌握于文天祥之手，形同割据，因此这两个机构合起来又称“文氏幕府”。
此后他又进行了一系列税制和财政改革。
农业税方面，能改革的不多，毕竟文天祥的幕府里大多数都是江西士绅豪强，连他自己也是，收田税是维自己的新，很难下手。
所以，他主要从商业税入手。一是委托东海商社在江州鄱阳湖口建立税关，对过往商船征税。二是宣布盐业专营，入湖的商船如携带了食盐必须缴纳重税，同时又组建官营的盐行从外部购入食盐运回来发售。
关税盐税两项相加，再算上多少能收到一些的田税，使得他的总领所每年能获得三百万元的财政收入，比起过去算是相当充裕了。不仅如此，他还与各大银行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可以以关税、盐业两项收入为抵押获得贷款，额度充沛，随用随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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