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五章：泣血的灵魂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
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暴政，而更是来自鞑子——鞑靼。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
汉人激烈反抗使得蒙古暴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容易奴役。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1280年左右，江南即爆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
蒙古立刻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随蒙古人的统治相伴终始。
十四世纪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
四十年代时1340年后，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
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最出名的就是朱元璋的父母就是这时候饿死的。
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
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刘福通、徐寿辉为首的六个人物（徐寿辉、刘福通、张士诚和徐寿辉死后的陈友谅、明玉珍，以及称帝后的朱元璋，尤其是刘福通系、徐寿辉系、早期的张士诚系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
这些势力都有几个主要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正当汉民族革命即将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
这项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
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
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
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此后，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
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率领的。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
关于汉人的抗暴革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阜阳）发动民众暴动时，因蒙古“甲主”监视严密，汉人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
于是刘福通请“甲主”准许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字条：“八月十五日杀鞑子。”汉人准备妥当，当晚夜半，所有“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汉人棍棒之下。这也是电视剧《沈万三》里面朱元璋攻克南京的原型，实际在今天的河南地区。
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崩溃时，凡在中国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几乎全部被汉人杀死，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到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于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
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汉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女真和蒙古统治阶层的残忍屠杀，举世皆知，对被称为“蛮子国”的汉人，更加轻蔑。
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十三世纪蒙古兵团攻陷它，全城男女被屠之后，就血流漫野。
侵略者必须付出代价，即令本身没有付出，后裔也要付出。这种付出使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发生联想，会禁不住悚然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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